紫泉信息门户网
您当前的位置:紫泉信息门户网 文化 你作为女儿获得的平等,也许是因为「剥削」了妈妈

你作为女儿获得的平等,也许是因为「剥削」了妈妈

日期:2019-11-21 15:37:08      阅读:2247

你和谁住在一起?你的家人吃什么?你的家人是谁?谁在你家里做决定?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无论她去哪里,她都会问人们这些问题。

后来,她写了一本名为《谁在你家:中国“个人家庭”的选择》的书。什么是“个体家庭”?

过去,家庭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选择。家庭有自己的一套规范和原则,个人结婚时必须适应这些规范和原则。

今天,家庭是个人获得幸福的途径之一,也是一种可能的选择。家庭内部的原则将根据家庭成员的特点而变化,家庭将根据个人的选择而呈现不同的特征。

最生动的图像之一是我们经常在婚礼现场看到的——大厅的门是开着的,新娘和父母走在前面,新郎和父母走在后面。

舞台上,两束大光束,一束给新娘和父母,一束给新郎和父母,两束圆形光束在中间重叠,形成一颗心。

这是当前中国家庭的模式,与过去的父系家庭非常不同。

至于最关键的问题:中国家庭中的女性是否实现了真正的平等?

沈奕斐认为,年轻女性确实获得了权利和家庭地位,但这不是来自男性,而是来自老一辈的疏远。

我们正处于“后父权制”时代。大多数受压迫和剥削的是老年人,尤其是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老年人,尤其是老年妇女。

文|罗婷

编辑|刘斌

照片|视觉中国

人物:你为什么会想到在2006年研究这个话题?

沈奕斐:这是我博士论文的主题。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想解释我看到的与理论不同的现实。因为那时有一种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家庭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核心,但是为什么有很多家庭和我的父母住在一起?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离家出走的父母。所以从2006年开始,无论我去哪里,我都会问别人,有这样的例子吗?

后来,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并开始有意识地收集我周围学龄前儿童的家庭情况。一旦我开始研究,我发现情况比我预期的要复杂。家庭的类型比我想象的要多。每个家庭似乎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

人们:你选择调查对象的标准是什么?

沈奕斐:因为我研究的是城市家庭,所以有四个主要条件:当时这对夫妇都不到40岁,他们中至少有一人有大学学历或以上,定居上海,他们的父母离家和这对年轻夫妇住在一起。为了研究的客观性,还对一些参考群体家庭进行了访谈,最终正式访谈了46个上海家庭。

人们:在调查开始时,你发现了什么有趣的细节吗?

沈奕斐:是的,例如,在填写基本信息时,丈夫通常会把收入栏填得更高,妻子会说,“你为什么有这么多?”如果妻子填写,丈夫会在旁边说:“再高一点?”妻子会说,“这就是你想要的!”男性似乎更容易夸大他们的经济收入和家庭和谐。因此,当我选择一个家庭信息提供者时,我希望采访女主人,因为女性更愿意说话,更坦率,并且有更好的约会。我也希望采访男主持人,因为我能听到不同的故事。

人们:每个家庭都有隐私。也许有些人不太愿意谈论它。他们如何敞开心扉?

沈奕斐:我通常的方法是自我表露。例如,问家庭财务,谁负责你家的钱?答案通常非常简单。总的来说,我会说我们的家庭如何管理钱,如何支付食物,如何支付水、电和煤,我丈夫如何给我钱,如何在假期给父母双方钱...参与者会回答,不管他们的家庭是不是这样,具体情况是什么。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家庭冲突。有时另一方会避免提及家庭冲突以及婆婆和媳妇之间的冲突。我开始谈论我们家的一系列冲突。有时对方也会对我的处境有同样的感觉,话题会慢慢展开。一旦打开,敏感话题就不敏感了。

人们:你会问每个人同样的问题“你的家人是谁?”他们的答案是什么?

沈奕斐:我发现即使在夫妻之间,“谁是家庭”的答案也是不同的。巴纳德曾经说过,当夫妻谈论他们的婚姻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谈论两种婚姻:妻子的婚姻和丈夫的婚姻。

我的一个突出印象是,当我问这个问题时,大多数年轻女性都会问我:小家庭还是大家庭?他们通常用两种方式定义一个小家庭,一种是只有丈夫和孩子,另一种是加上自己的父母。姻亲呢?如果关系良好,可以包括在内;如果关系不好,就不会被包括在内。有时甚至父母也可以分开计算。对男人来说,他们的第一个想法是逃离大家庭。他们对大家庭和小家庭的定义通常比妻子的定义更大。

人们:这样,这对夫妇会在一些问题上发生冲突吗?

沈奕斐:是的。例如,当妻子解释她为什么选择和公婆住在一起时,她经常表达无助的意思,说她不是很愿意和公婆住在一起,而是迫于形势。但是丈夫表示这种强迫性会少得多。他们认为如果姻亲来减少冲突会很好。

另一个例子是一个家庭,其丈夫来自农村地区,有强烈的责任感。他必须处理月经和姨妈的所有事务,以及兄弟姐妹的事务,相信自己有义务“回馈”。然而,妻子是唯一的孩子。在她看来,家庭是父母,甚至不是兄弟姐妹。因此,妻子认为她不能把小家庭贡献给大家庭,所以她有一个大肚子,不得不监督她的丈夫,以防止他为医院里的亲戚付钱。这种不同的家庭身份往往是家庭冲突背后的根本原因。

人们:中国家庭中夫妻之间的权力关系也在变化吗?

沈奕斐:如果家庭中的女性在经济实力、地区和男性方面与男性处于同等水平,那么它就可以与男性处于同等地位,处于相近的地位。它不再像过去男性占主导地位时那样被隐藏,这是心形个体家庭模式的特征之一。女性对家庭的认识相对缺乏传统的家庭和宗族观念,更强调直接关系,这也影响了目前男性对家庭的认识。我们过去常说,在父权制社会,“靠丈夫生活”已经不存在了。年轻一代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实际情况为家庭和个人做出最有利的安排。

人物:你的书中有一节说,双职工家庭需要第二个“妻子”。应该如何理解第二任妻子?

沈奕斐:在现代社会,女性将面临双重压力——她们作为妻子的职责和作为雇员的工作。过去,家务负担总是由妇女承担。现在,尽管她们花在家务上的时间比全职家庭主妇少,但丈夫不会承担这些家务。

西方的解决方案是鼓励一方配偶在特定的生命周期中放弃他或她的职业,或者雇用其他人,或者依靠社会机构和福利制度。然而,在中国,没有相关的社会支持体系。更严重的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各种相关功能已经回到家庭时代。一个配偶工作不足以养活全家。

结果,这对年轻夫妇对父母的要求变成了一种僵硬的要求。父母的帮助不仅是锦上添花,而且是及时的帮助。此外,工作的父母充当“妻子”。他们将做大部分家务,放弃大部分权利。他们可以被称为最完美的“妻子”。

人们:第二任妻子是指父母还是主要指母亲?父亲的身份更复杂吗?

沈奕斐:是的。在我统计的所有家庭中,没有一个小家庭和父亲单独生活在一起。从性别角度来看,由于妇女承担家务被认为是自然的,老年妇女往往比老年男子更受欢迎。然而,不能做家务和为孩子提供经济支持的老年人往往成为负担,因为年轻夫妇需要一个“妻子”,而不是一个不挣钱的“丈夫”。

因此,许多家庭都有母亲和小家庭单独生活。即使父母和孩子住在一起,也是先来后到。母亲先来,父亲后来,父亲常常没有办法走到一起,因为当他独自留在家乡时,他无法照顾自己。外国男人离开家乡去上海的命运更加“悲惨”,因为他们发现如果他们不做家务,就没有地方可站,做家务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因此,关注老年人也很重要。

人们:那时候,你也问过老人分居后的性生活吗?他们怎么说的?

沈奕斐:我一直主观地认为性对家庭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但是如何问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问他们对夫妻分居的看法,他们不知道我想问什么。例如,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的妈妈去过上海。他们也希望她的父亲能快点来。但是当我问原因时,他们很自然地避免做爱,并说他们主要是担心他一个人。

我想他们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我也得到答案——当一个老人的生活完全以儿童为中心时,他们把他们所拥有的一切都给了他们的孩子,性牺牲在全面牺牲中变得微不足道,或者在他们的理性中,这是完全有道理的。

人们:你提到,当三代人生活在一起时,如果人们对“谁是这个家庭的主人”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冲突就有可能发生?

沈奕斐:是的,一个家庭只能有一个男主人和一个女主人。它只能是一对夫妇的家。如果这个问题不清楚,就会发生矛盾。例如,有一个案例,当她的婆婆刚到一对小夫妻家时,她的婆婆和儿媳妇经常为诸如在哪里放毛巾和在洗衣房放多少洗衣粉这样的小事争吵。这两个人没有互相让步。我的儿媳妇认为这是我的家,我决定了这些事情。后来,他们一致认定儿媳妇是女主人,矛盾平息了。后来,媳妇去了婆婆家。她并不讨厌这些习惯,也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那是因为她觉得那是她婆婆的房子,是她在管理她的家庭。定义家庭角色是家庭和谐的第一步。

人们:老年人做决定有什么特殊情况吗?

沈奕斐:还有一些。在一些家庭中,父母相对强壮,他们的收入和地位更高。这个家庭的主人是老一辈。有这样一个案例,儿媳妇是围棋老师,她的丈夫刚刚失业,她的公公婆婆都在军队里,房子也被军队瓜分了。我去她家采访,一直呆在她的小房间里。他们房子的装饰非常有趣,整体是厚重的深棕色,这显然是中老年人的风格,而她的房间是粉红色的,是他们的儿媳妇婚后用自己的钱装饰的。在她看来,只有她自己的房间是她的“家”。

然而,与传统家庭不同的是,婆婆不再觉得她能控制自己的儿媳妇,也不要求儿媳妇做家务。她最多只能暗示和引导她。这也不同于年轻人管理自己的事务——如果老年人住在他们孩子的家里,他们只有义务,几乎没有权利。如果孩子住在父母家里,他们可能没有很多权利,但他们没有任何义务。

人们:你在书中提到现在人们对孝道的定义不同了。

沈奕斐:在传统儒家文化中,孝道不仅是经济上的支持,而且强调尊重和服从。然而,在个人化的过程中,强调的是个人之间的平等。在采访中,我发现老一辈人有意识地降低了孝顺对经济支持和关怀的要求。另一方面,年轻一代认为孝道是经济上的支持,是否照顾老人取决于老人对小家庭的感情和贡献。现在年轻夫妇不再是孝顺的整体,现在许多年轻人练习“照顾自己的父母”。

人们: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沈奕斐:在过去的30年里,父母的权威下降得非常快。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孩子们必须服从父母的逻辑被打破了。孩子们甚至被鼓励揭发他们的父母。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位领导人在行使某些权力时部分取代了家庭。在市场经济时代,年轻一代在知识和对社会的适应能力方面可能比年长一代更强,父母的经历对他们的孩子来说可能没什么意义。老年人曾经拥有的权威已经不复存在,这深刻地改变了孝道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意义。

人们:如果我们全面审视这些家庭内部权力关系的真实情况,会是什么样子?

沈奕斐:在中国城市家庭中,父亲的权力比以前弱了。我们发现今天作为父亲不可能控制这个家庭。父亲必须有权力,必须得到其他因素的支持,如金钱或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最初的父权制已经瓦解。

然而,两性之间的关系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妇女作为一个整体的权力也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年轻女性获得的权力来自老年女性的权力转移。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性别平等”是因为我们看到年轻女性的权力在上升,但事实上,一旦我们进入老年,这意味着权力被削弱了。正是因为老一辈承担了大部分责任,放弃了许多传统的决策权,年轻一代才能够摆脱繁重的家务劳动,获得发言权。

云南11选5开奖结果 澳门葡京 江西快三投注

上一篇:煤气灶和液化气灶能通用吗
下一篇:十岁车祸腿有疤,父母离异刺激大,随父广东去打工,回家路上无影
深研产品 关注民生,珠江投资跻身房企品牌价值华南10强
热门资讯
道县桥头镇: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会议
猜你喜欢
市场结构性机会与风险共存